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中国正在经历什么脑洞

法国大革命爆发于年至年，这场革命虽爆发于法国，却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以时间对比的话，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十年内，正是中国乾隆五十四年到嘉庆四年。

当时的中国，正极力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清朝在康熙年间，原本还保留四个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三年，朝廷下旨，除广州通商口岸外，其余通商口岸，一律关闭。

所以，当时绝大部分人对于法国大革命并不知情。道光年间，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后，中国才有部分人开始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程。但是，乾隆皇帝对欧洲的形势，并非完全无知。

自传教士入华后，许多皇帝通过他们了解欧洲情况。乾隆曾打算派遣使臣，前往法国交流。但是，当法国大革命消息传来，乾隆迅速放弃这一想法。

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国家实力达到顶峰。法国大革命期间，清朝先后经历安南战役和两次征战廓尔喀。

从军事而言，这些战役并未获胜，但清朝依然凭着自己在东亚的力量，令对方选择称臣归服。乾隆也把包括安南战役和两次征战廓尔喀在内的几次军事行动，称为“十全武功”。乾隆时期，官方文书也开始频繁使用“盛世”的称呼。

这个称呼无疑是夸张，可是如果对比古代盛世的标准，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乾隆时，人口突破3亿。疆域面积基本达到顶峰阶段，外患平息，国库充实。从乾隆三十年开始，清朝国库银两都保持六千万两白银。

可是，在这场热闹的盛世中，却存在一股衰败的气息。没有人确切知道它来自哪里，但这种气息却蔓延至社会的每个角落。朝堂上，在位数十年的乾隆皇帝，也变得矛盾起来。

他渴望留下美名，公开为自己冠上“十全老人”的称呼。但他也变得愈加自负。那些敢于反对的人，通常会受到严厉惩罚。官场上不自觉进行一场逆向素质淘汰。敢说话的人走了，懂奉承的人留下。

清朝对官员的监督体制，本就有极大漏洞。在这种体制，无论如何苦口婆心，也无法保证官员绝对清廉。而皇帝的绝对权力，也让官员瑟瑟发抖。今日权臣，明日囚徒。官员需要拼命向皇帝献忠，才可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在一个有绝对权力的社会中，除了皇帝，无人安全。

奢靡消耗的财富，并非凭空出现，却不是由官员承担。羊毛出在羊身上。普通民众需要承担赋税杂项。乾隆时，虽然有免除赋税的做法。

但是，频繁征战、大兴土木等事项，都加重百姓负担。官吏贪腐成性，对百姓动辄敛财欺压。许多百姓为躲避赋税，直接抛弃土地，躲入山中成为流民。苛政猛于虎，并非虚言。

商人也需主动报效，给朝廷交银子。乾隆南巡时，内务府令两淮盐商交钱，满足自己开销。过去中国常有裁抑商人的做法，乾隆尤甚。商人没有法律保障。如果不交钱，就可能被官府找麻烦。

如盐商买盐、卖盐都需官府凭证，官员只需用手上权力轻轻一卡，盐商就可家破人亡。所以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以商人为主体的动乱，即便商人掌握财富。而法国大革命时，背后则有商人的身影。后来商人也得以问鼎法国政坛。

按中国的历史传统，农民跟读书人才是造反的主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期，正是《四库全书》的成书阶段。《四库全书》号称古代中国最大文化工程，收录大量书籍。

但它对文化的伤害也是极大的。修纂《四库全书》时，乾隆令人删除大量对清朝不利的内容。据统计，当时大概销毁一万三千六百卷图书，焚毁书籍数量达15万册，销毁印刷底版多种，共8万多块。

除此外，大量明朝档案、官方文书也被大量销毁。跟同时期法国大革命在欧洲出现的各种思想相比，乾隆时期的中国，思想极为单调。谁也不断越过朝廷规定的边界，只能在边界上勉强试探。

对于百姓，乾隆虽然曾多次训斥官员，让他们爱民保境，可是一旦百姓敢于反对他的权威，他会令官员对百姓严惩不贷。所以，在乾隆的朱批中，经常可以看到“刁民”“顽民的字眼。“此等刁民，即鸣枪伤一二何妨”，“顽民聚众，干犯刑章”。

而且，当乾隆知晓法国大革命消息后，对于跟外国交流往来，变得更为谨慎。乾隆曾下旨，对在华欧洲人严密监视，留意他们与欧洲的通信。

后来英国派遣使臣跟乾隆见面时，乾隆虽然接见了英国使臣，但也拒绝了英国想要通商贸易的建议。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作为转移。

在乾隆把皇位禅让给嘉庆那年，清朝爆发白莲教起义。其实，在此之前，云贵地区也爆发起义。只不过不像白莲教起义那样，席卷了中国数个省份。乾隆直到去世，都无法平定。

因为内部弊病极大，很多百姓只是听到有粮吃，就选择造反。整个清朝社会在矛盾、压抑、不平衡中，走向混乱。法国大革命结束的那年，乾隆去世。大洋彼岸，美国华盛顿总统也在同年去世。世界在新的序章中，走向不可知的未来。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