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盐的故事第一篇盐的起源和历史

盐是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质之一，同时盐也有“百味之王”的美称。

古代中国人称自然盐为“卤”，卤水经人力加工后变成的固体结晶，才称之为“盐”。

中国古代最早发现和利用自然盐，是在洪荒时代，与动物对岩盐、盐水的舐（音：试）饮一样，是出自生理本能。中国古代流传下的“白鹿饮泉”、“羝（音：低）羊舐土”的记载都说明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动物行为而发现了盐的存在。

文献记载的“煮海为盐”的时代，是在神农时代（公元前年-公元前年）。

《说文》：“夙沙氏煮海为盐。”意思就是夙沙氏以海水煮卤，煎成盐，颜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所以后人就把夙沙氏作为是海水制盐用火煎煮之鼻祖，尊崇其为“盐宗”。

为什么要在距今年左右的时候才想起来要煮海为盐呢？

那是因为到了伏羲时代（公元前年–公元前年），中国人口重心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鲁西豫东地区已经没有足够的禽类和兽类为人们提供肉食来源了，由于动物的血和肉里面含有足够人体所需要的盐分，所以人类如果采取肉食为主、蔬果和谷食为辅的生活方式，那么人类是不需要吃盐的。

因此，伏羲时代成为鲁西豫东地区从肉食为主向谷物为主的转变时代。因为谷物没有像肉类那样含有盐分，所以就产生了吃盐的独特需求，这样就出现了宿沙氏这样的专业煮盐的部族。

文献记载夙沙氏部落的子民自己推翻了头领而归化于神农氏。这与神农教人种五谷的记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谷食和吃盐是同时发生的。

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的自然盐有池盐。其产地在晋、陕、甘等广大西北地区，最著名的是山西运城的盐池（即解池、河东盐池）历史悠久。现在史学界就有观点认为是“盐之争夺”导致炎黄合并，这个看法被中国盐业史研究学者所认可和接受。

史学家张其昀在年于台湾出版的《中华五千年史》中称：“黄帝克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两者实为一事”，而“炎、黄血战，实为食盐而起”。战争起因和争夺的目标，就是现在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湖”。

在随后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学术大家钱穆进一步提出，解县盐池是当时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谁占据了盐池，便表示他有了担任各部族共同领袖之资格。

黄帝对炎帝和蚩尤发动战争，根本上是要控制盐这一极为重要的民生与战略物资。尧、舜、禹先后成为统一华夏的帝王后，不约而同地选择在盐池附近的平阳（今山西临汾）、蒲坂（今山西永济）、安邑（今山西运城北）筑城，史谓尧都、舜都、禹都，至今地方史志都以之为代称。尧、舜、禹为何要在这些地方筑城？正是出于保卫盐池的考虑。

我们虽然不能从考古学上证明炎黄涿鹿之战实质上是食盐争夺战，但蚩尤与山西解县盐池的关系传说与神农和夙沙氏的关系传说是完全一致的，即神农、黄帝、蚩尤的时代，就是中国鲁西豫东地区从肉食为主转向谷食为主的时代。

春秋时期，当年引发原始部落征战、促成华夏民族形成的盐，在中华文明进步和国家版图的整合中继续发挥作用。此时的解县盐池为晋国所有。这池盐被为晋“国之宝也”。晋国因为池盐而国富民强，晋文公因此晋升“春秋五霸”之列。

因盐税暴富而强大的，除了西部的晋国外，东方的齐、燕等国也因盐利而受惠。齐国、燕国这些重要的海盐产地，财富急聚，国力大增，很快在战国风云中占得上风，入选“七雄”。其中的齐国，在齐桓公时代已当上春秋“霸主”。

对盐觊觎最迫切的是秦国，早在“商鞅变法”后，秦孝公十年（公元前年），秦国即夺得了山西平阳境内的“安邑盐池”，开始池盐大生产。并置“盐官”，食盐专营，开征盐税，为进一步征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年），秦国吞并了井盐资源丰富的蜀国。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昭王（一说秦孝王）任命李冰为蜀守，出生于山西运城“池盐之乡”的李冰，在公元前年前后，主持开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口盐井“广都盐井”。

有了盐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灭六国，统一华夏，又应验了“得盐者得天下”一说。

正是因为“盐财政”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如此的显著。在齐国人管仲提出“食盐官营”思想之后，就为历朝历代所推崇和效仿，垄断食盐经营成为封建朝廷增加财税的通行手段。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食盐专卖制度。

中国食盐专卖制度，一般认为起于公元前年管仲治齐时期,距今年。管仲也被认为是食盐专卖制度的创始人。还有学者根据上古歌谣推测虞舜时期已经有了某种形式的食盐专卖，那么食盐专卖的历史至今就有多年历史了。但更多的学者还是谨慎地认为，真正的食盐专卖应该起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年)，距今年。

食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人人都必须食用，但是产地受限,政府很方便通过对食盐的控制，来获取利益。因为人类生存离不开食盐，需求价格弹性相对很小，即使提价也不会影响消费需求。虽然离不开盐，但也不能吃太多，就是提价后对人民的生活影响不会太大，而且生产成本极为低廉，提价空间很大。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专卖的形式,寓税于价,比征收盐税更具有隐蔽性,让人们感觉不到税收负担,极大减轻了人民的被剥削感。

于是在古今中外的财政史上,食盐很早就成为一个神奇的法宝。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食盐产地有限,成为实现专卖制度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专卖的隐蔽性,正好满足了政府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不会引发人民不满的需要。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盐”事纷繁复杂。

商周两代实行等级分封制，纳“贡”代税，就是以“盐”作为贡品，向上级交纳，以代赋税。当时，食盐的产运销由百姓们自己经营，官府仅在产地设官，督促民众按时采煮。

名列春秋时期“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前三名的猗顿，原本只是一个贫下中农，后来在陶朱公的启发下，把家搬到河东盐池附近，专心搞起盐业和畜牧生意，仅十年就成为富可敌国的“企业家”。

盐业经营的巨大商机和利润，被齐国国相管仲看在眼里，于是，他亲自担任“商务部长”，一心为国家搞创收，将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收归国有，推行食盐国营制度。

齐国临海，拥有丰富的海盐资源。尽管在食盐生产方面，管仲部分放权给百姓，但官府仍然严格控制生产者的生产时间和食盐资源的管理。至于食盐运输，无论是本地生产还是从境外“进口”的食盐，均归官府统一运输。

除了为政府赚钱外，食盐官府专运还能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对于那些不生产食盐的诸侯国，不听话就不给盐吃。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利用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的的案例之一了。

关于食盐专营，历史上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件，一次是发生于西汉时期的著名的辩论——“盐铁会议”，还有一件就是唐朝的“榷盐法”。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盐铁会议”。

为了避免秦朝严刑峻法覆国的命运，汉朝成立之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开放盐禁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民间可以“自由”开采、运输和销售。盐官不再承担食盐的产、运、销，只负责征收盐税。

汉武帝时，长期的对外卫国战争致使国库日渐空虚。于是，汉武帝把目光投入到利润丰厚的盐铁业，重新开始施行盐铁国家专营，以图创收。对于私自煮盐的人，除了没收“作案工具”外，还要处以“釱（音：雀）左趾”，即给左脚戴上镣铐的惩罚。官府以低价强制收购盐民们生产的食盐，转手又高价出售，食盐价格猛涨，百姓买不起，只能“淡食”。食盐运输等劳役也要征发百姓，这些都直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当时的百姓对此是怨声载道。

汉武帝死后，西汉实际领导人霍光对汉武帝以来的政策进行反思，但以御史大夫、盐铁国营的主要支持者和推行者桑弘羊为代表的一小撮顽固分子，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二月，霍光以昭帝的名义下诏，召集各格郡国的专家60余人，到长安与桑弘羊等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学者桓宽将其编辑为《盐铁论》一书。此后，尽管对武帝的很多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但因为事关国家财政收入和军需供应，盐铁国营并没有被废止。

隋、唐前期，和汉初一样，采取官少管、促生产的执政理念。隋文帝立国第三年就宣布废除了盐禁，唐朝初期的几位皇帝也基本继承了这一方针。但是到了到唐代中期，唐玄宗开始败家，导致财政赤字，君臣一起想方设法生财创收，于是食盐国营又被提上了日程。

但是唐中期后的食盐国营制度，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叫做“榷（音：确）盐法”。

所谓“榷盐法”，是指食盐国家专卖制度，具体是：盐民生产食盐，政府低价买来，再高价卖给商人，由商人运输到政府指定经销店贩售。这样，政府不但控制了食盐的货源，也掌握了食盐的批发环节。

据史料记载，在唐朝时期，盐政的税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五分之二左右，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经济来源。

唐朝以后的其他朝代大体上都遵循了榷盐专卖制度。

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职业，就是私盐贩子。有些私盐贩子直接参与了农民起义，而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斗争的私盐贩子中，也不乏造反起义的支持者。

公元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齐。黄巢的老家在山东菏泽，三代都是私盐贩子。贩私盐在唐朝是死罪，但是利润奇高。作为私盐贩子，黄巢家里并不缺钱，所以在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造反的时候，黄巢的造反更是一种借机获取更大利益的策略。

而元末时期更是典型，朱元璋起义的经费大多是私盐贩子提供的，就连他的对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可以说，封建历史上的元末农民起义，基本上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

近代以来,食盐专卖也一直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孙中山先生也曾称赞专卖制度,比一般税收更为积极,能为政府带来丰厚的收入。

我们国家于年取消了食盐专营。依照方案规划，年起，废止盐业专营有关规定，允许现有食盐生产定点经营企业退出市场，允许食盐流通企业跨区经营，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放开食盐批发、流通经营。

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人类为什么要吃盐、食盐在中华民族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食盐专卖的来历。那食盐究竟有哪些品种和口味特点呢？我们下节课给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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