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遍亚洲和东非的宋朝铜钱,是被什么力量推

掘地所见的大量宋朝铜钱年8月30日，赤峰市巴林右旗上石匠山的村小教师于贵山在家里砌墙，他从院子里取土时挖到一个巨大的陶瓮，里面发现了重达斤的古钱币。考古调查确认那是一处辽国时期的古币窖藏，其中有战国燕国的一化钱、汉朝的半两钱，汉朝至隋朝各时期的五铢钱，唐朝及五代十国的铜钱，以及北宋“元祐通宝”、辽国“寿昌元宝”等年号钱。其中北宋铜钱的数量最多，总重量达到.2斤，占窖藏钱币总量的69.2%；数量最少的是仅有枚的辽国自铸钱币，在窖藏钱币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年8月29日，巴林右旗灰通河第二生产队的村民肖文有在平整自家麦场时，发现了一个埋藏古钱币的窖坑，随后考古人员从中清理出枚古钱币，并推断出那处窖坑的埋藏发生在金国时期。其中发现了汉代及新莽、隋唐、辽国和南北宋等各个时期的古钱币，其中辽国钱币仅有4枚，南宋钱币有6枚，北宋铜钱的数量则多达枚，占到所发现钱币总数的88.2%。这两处辽、金时期古钱币窖藏的发现，说明当时在辽、金境内有着大量宋朝铜钱的流通，也可以说辽、金市面上是以宋朝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而同时期的西夏也是这种情况。年，宁夏盐池县八盆梁发现一处西夏时期钱币窖藏，从其清理出各种钱币多达75公斤，其中一半是北宋铜钱，一半是两汉、隋唐、五代、南宋等时期铜钱，而西夏自铸钱币仅发现区区数枚。年银川贺兰山滚钟口发现的一处西夏时期的枚窖藏钱币中，约85%是北宋铜钱。年甘肃古浪县千城乡大东滩发现的一处西夏时期的枚窖藏钱币中，北宋铜钱比例高达93%，西夏自铸钱币则仅有87枚。像这种大量发现宋朝铜钱的辽、金、西夏时期钱币窖藏，在当年属于辽、金、西夏辖境的地区内还有很多，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宋朝铜钱是在辽、金、西夏境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流通货币。在两宋时期的历史时间段内，不仅国内考古发掘的钱币中以宋朝铜钱的数量为最多，高丽、日本、越南乃至东非、北非地区所发现的古钱币中，宋朝铜钱也同样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比如，年越南河内出土的多枚古钱币中，有多达枚是宋朝铜钱。年日本学者入田整三对日本出土的枚铜钱进行分类统计，其中宋朝铜钱所占比例高达83.82%。此外，在菲律宾、印尼、印度、伊朗、沙特、阿曼以及东非、北非沿岸等地区和国家，都曾发现过占有很高比例的宋朝铜钱，反映了以宋朝铜钱为代表的中国古币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宋朝铜钱是怎么流通到遥远的宋境之外？“钱本中国宝货，今乃四夷共用”，出使过辽国的苏辙曾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宋朝每次增铸新的铜钱，过不了多久就会流通到辽国境内。出使过金国的范成大曾说“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而西夏的情况则得到前述大量考古发现的印证，周边的大理、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同样有宋朝铜钱的流通。“牛羊之来于外国，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周边地区与宋朝的贸易往来是宋朝铜钱外泄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宋朝与吐蕃之间的马匹贸易则大量使用铜钱进行交易结算，史料记载“厮铎督马三匹，估直百七十贯”，宋朝每年向吐蕃部落买马的花费约达到50多万贯铜钱，王安石曾说“今蕃户富者，往往蓄缗钱二三十万”，可见宋朝铜钱大量流入吐蕃地区。甚至在宋朝出台严刑峻法限制铜钱外流后，民间走私中的铜钱外泄也始终广泛存在着，“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金国甚至采取“短陌”等方式刻意吸引宋朝铜钱流入。此外，宋朝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赏赐中，铜钱也是其中重要的赏赐物，吐蕃、回鹘等部落都收到过宋朝包含铜钱在内的赏赐。除了这些周边地区外，宋朝铜钱的海外流通还从亚洲流通到印度洋西岸的非洲沿岸国家和地区，包括东北亚的高丽、日本，东南亚的交趾、占城、真腊、三佛齐、勃泥、阇婆、麻逸、蒲端，南亚西亚的朱罗国、大食国，以及非洲沿岸的桑给巴尔、布腊瓦、库加迪沙等地。那么当时中国铜钱是怎么越洋跨海，流通到遥远的异国他乡的呢？年8月广东阳江海域的海底意外发现一条古代沉船，经过水下考古调查确认那是一条宋朝的远洋贸易商船。随后这条宋朝古船被正式命名为“南海一号”，并于20年后的年被成功整体打捞上来。考古人员从古船中清理出了大量的瓷器、铁器、金银铜锡器、竹木漆器等文物以及多达枚的铜钱，这些铜钱显然是宋朝商人用于赴外贸易的。像这种发现大量铜钱的古船遗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海域也不在少数。比如，马六甲海峡附近发现的10世纪至14世纪沉船中，也同样有大量中国古铜钱被打捞出水。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也曾发现一艘宋元时期的中国沉船，船中所载的中国钱币有多万枚铜钱，其中宋朝铜钱的数量占到了绝大多数。基本上当时凡是与宋朝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在其境内都有着大量宋钱的流通，史料所描述的景象是“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海外东南诸番国无一国不贪（宋钱）”。尤其是当时日本人酷爱宋朝铜钱，所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那时日本商人赴宋贸易以获取铜钱为主要目的，南宋淳祐年间甚至由于日商大量收进铜钱，导致台州城内一度闹起了无铜钱可用的钱荒。作为宋朝宝货的铜钱在事实上成了“四夷共用”的国际货币，更有甚者“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而这则已经为现代的考古发掘所印证。铜钱一直是我国封建时期的主流货币形式，宋朝虽然先后发行过“交子”、“会子”等纸币，但这些纸币最终都因过度滥发而激烈膨胀和贬值，唯独铜钱是始终坚挺和广受欢迎的硬通货。市场流通对于铜钱的强烈和大量需求，甚至在宋朝多次引发大范围的钱荒，那么宋朝铜钱出境、出海之后的购买力有多大呢？宋朝军队打败仗会影响其铜钱在外流通的币值吗？是什么力量把宋朝铜钱推上国际货币的地位？作为当时国际市场上的硬通货，宋朝铜钱的表现可谓是异常地坚挺，不仅未受到宋朝内政和宋军外战等影响的影响，甚至在宋朝灭亡后的元明清时期仍旧活跃在国际贸易中。而在当时，宋朝钱币在海外的购买力甚至是国内的十倍以上，宋代刑部尚书包恢在《敝帚稿略》中的记载，铜钱出海后“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高额利润是宋朝商人甘冒触犯朝廷禁令的风险，大量携带铜钱出海的主要驱动力。那么为什么铜钱在海外能够具有这么强大的购买力呢？一方面是宋朝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宋朝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带动了对外贸易的极大繁荣，宋朝在当时世界贸易体系中因此获得了很大的主导地位。宋朝商人在国际贸易中国的广泛和大规模参与，是宋朝铜钱大量出海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宋朝有着相对丰富的铜矿资源，掌握着高水平的冶炼技术和铸币技术，这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所不具备的。比如，日本在奈良时代（年-年）才开始模仿唐朝“开元通宝”自铸钱币，但所铸钱币质量粗滥、轻重大小不一，信用低下而难以正常流通，到平安时代（年-年）就基本停止了自铸货币，而转向于引进和使用质量优异、信誉良好的宋朝铜钱。朝鲜半岛的高丽直到北宋时期才开始进行自铸钱币，同样因为所铸钱币质量差、数量少而难以正常流通，所以仍是以宋朝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当时主要是以金银为主币，大额交易能够使用金银进行支付结算，但大量的小额贸易以及民间日常买卖，则长期处于使用海贝或零碎金属结算的原始形态。当宋朝铜钱随着贸易往来而大量流入后，便在这些地区大受欢迎成为重要的辅币。不仅日本、高丽等等域外国家和地区的铸钱水平远远不及宋朝，辽、金、西夏自铸的铜钱也无法与宋钱相媲美。辽地早期几乎没有商品经济，在阿保机时代才开始铸造钱币，但每年所铸钱币的数额因铜产量不足而严重受限，有时年铸造额只有贯，而且质量粗糙、分量不足。西夏境内铜资源匮乏，铜钱的铸造质量和数量也同样得不到保障。金国直到开国四十多年后才开始少量自铸钱币，其统治者不是想办法提高自己的铸造数量和质量，而是想尽办法吸引宋朝铜钱的流入。这种情况下的宋朝钱币铸造业，在不经意间担当起了为世界贸易铸造国际货币的重任。随着当时冶炼技术的提高，铜的生产率在宋朝得到很大提升，由此而实现了宋朝铜钱的更大规模铸造。在宋仁宗天圣年间以前，宋朝铜钱铸造保持着年均约万贯的巨大数额，相比之下盛唐时期的每年铸钱数最多也才只有30万贯。从宋仁宗天圣年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宋朝铜钱的年铸造额增长到万贯，再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又增长到万贯的历史高峰，宋朝大规模优质铜钱的铸造为铜钱流向海外担当国际流通货币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沿着海陆丝绸之路延伸开来的“宋钱区”，是古代中国经济圈在宋朝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宋朝铜钱依赖历代积累下来的完备货币制度，以及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被世界贸易的“无形之手”推上了国际货币的地位。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w/7205.html